我因为爱读小说，所以对于小说，我一直保留着自己的一些看法。有人说写小说首先要有一个好故事。这个说法，我虽然不反对对，但我坚持不能一概而论。小说虽然也有故事性，也有戏剧情节、对立与冲突、曲直和转折等；但故事与故事性毕竟还是有区别的，两者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故事以跑情节为主，小说还要兼顾情节、细节、环境及人物灵魂深处的深度描写，揭示人性的本真，镜头始终要对准人物，要以人物为主！

老实说，我读小说，主要的不是读故事，而是读人物，读思想，读境界，读深度力度，以及语言、眼光、笔力、气势和对社会的积极作用。这也可以说是我读小说的动因。倘若只是为了读故事，娱兴的话，那我就会去买《今古传奇》来读。或者再去欣赏一回《隋唐演义》。《隋唐演义》这部书，虽然不如《三国》《水浒》的故事好看，吸引人，但他人物活啊！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小说关键是要写活人

如果说，写小说首先要有一个好故事的话，那言下之意就是：没有好故事的小说，就不是好小说了？

其实，故事性差或不强烈的好小说，比比皆是。事情总是多面的，人的认识也总是多面的，不能单一存在或一面而论。我经常买馍馍吃，有时从面上看一个馍，挺好的，翻过来一看不行啊，有的被汽水泡糊了，有的变黑了，再扒开一看，碱重了，事情就是这样。

《红楼梦》的故事远远不如《水浒传》的故事强烈和来的快。但红楼梦却是中国近代思想性、艺术性结合得最好的古典小说，一直站在中国文学艺术的顶端。它的成就，按专家们说就是凤毛麟角，伟大得难以超越。《说唐》这本书也没有《西游记》《水浒》《三国演义》等书的故事强烈，但秦叔宝，程咬金，单雄信等人物，与水浒传的林教头，武松、鲁智深、杨志等；与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关云长，张飞，曹操等；与西游记中的孙悟空，老猪等人物，一样鲜活可爱，历代弥新。

尤其是隋唐演义中的五哥单雄信，他是个绿林中的瓢把子，也就是强盗头子吧，这等的人物，却被中国古往今来的社会接受了。看书人都喜欢他，连唐太宗也喜欢他，但唐太宗把他没法，他宁愿死，也不投唐。还骂唐太宗是小儿。喜欢看京戏的人也喜欢他。他在贾家楼结拜的兄弟中，被众兄弟呼为五哥。这是为什么？我不说，你也知道。除了他的“义”之外。最看重的就是这个人物的“活”和他独特的人格魅力。可俺那从听说过强盗还有“义”可讲啊！

而且，只要一提到《隋唐演义》这本书。那一瞬间：马踏黄河两岸，锏打山东六州，骑瘦马、舞双锏的秦琼秦叔宝，立即就会跳动在我们心中。三斧定瓦岗，走马取金堤，多么波澜壮阔、豪迈气派。宁死不投唐的绿林总瓢把子单雄信，天下无敌的李元霸，多么强悍的个性！不经意间，猛然就形成了我们心中的江湖，真实生动，广阔无边，如浩瀚的银河般展开，让人神往无限！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小说关键是要写活人，写好人。把人物写得有血有肉，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别具一格。

时下好多小说，早就少了或没有几多小说的原味了，都在急急忙忙、欢快淋漓的讲述一个勾人心魄的、离奇夸张的、惊险刺激的、虚假俗套的市井故事，以此取悦时代的审美之风。也不再是平庸与难度的角逐、灵魂的拯救和思想的启蒙。这样做，当然主要是为了迎合商业卖点，创造利润。不过，这对某些作家来说，或许是出于无奈或者谋生吧！

更有甚者，有段时间，在一些战争题材的影视剧中，把痞子、妓女、土匪当“挂帅”人物，刻意“去英雄”。有的编剧一方面为了达到某种效应，回避对正面英雄人物、英雄壮举的描绘，故意图解英雄人物身上“耀眼的光环”；而另一方面又搞英雄另类化、异类化。这些另类化、异类化了的“英雄”，个个食尽人间烟火，行为怪异，举止乖张，言语粗俗， 不仅满足了一些人的“丑味”，而且很有市场，甚至受到了追捧和欢迎，取得了超常的票房收入。

英雄本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光辉历史的文化记录和象征，是伫立在国人心目中不朽的丰碑！可有人为了钱，就可以如此“另类”，如此“怪异”。这正好应了某些人说的：越是低俗，庸俗，媚俗“三俗”的鬼文章，越能赚钱，此言不无道理。如今看来，事情就是这样了。

像先前作家的一些中短篇小说，比如：徐怀中《西线轶事》，郑义的《远村》，王润滋的《卖蟹》，马烽的《结婚现场会》，汪曾祺的《大淖记事》彭见明的《那山 那人 那狗》，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何仕光的《乡场》《远行》，田中禾的《五月》，乔迈的《满票》，周大新的《汉家女》，刘心武的《公共汽车咏叹调》，蒋子龙的《秘书日记》，邵振国的《麦客》等等小说味极浓的小说，几乎太少了。时下的小说愈来愈利润化了，故事化了。有的作家为了把故事编的离奇、惊险、骇人听闻，使尽花招。

《小说选刊》上曾经登过一篇战争题材的小说。有个团长，被敌人抓去吊在火炉边，为了逃跑，团长把捆在两只脚上的绳子，拿到火炉上去烧，终于烧断了，跑了。这个细节的描写简直就是骗人。

作家要想找个理由说话的话，也不应该是这样找吧？古典文学中的矛盾解不开了，是借助神的力量来解决的。现在作家不相信神，也不借助神的魔力解开死结，但也不能乱借理由吧！把脚拿到火炉上去烧，绳子是烧断了，可那脚能不烧坏，还能跑吗？

一个作家要写出好的、有意义的作品，恐怕首先还是要有一个好的良心，不为功利所役，不为世俗所蔽，不断提高认知素质。俄国的普希金说过，作品需要的是思想，舍此，任你妙笔生花，也毫无用处。那么，道听途说，无病呻吟，恐怕就更不能成立了吧。

另外，现在小说的等级、门槛、批评标准，也几乎消失。文学的好坏优劣，只要有钱、有关系，均可在国家级名刊上畅通无阻，一展英姿。而且，溢美之辞处处皆是，很少有人愿意说三道四。就像儿童电视剧中的各种动物，猫鼠、人蛇、虎豹、豺狼、牛羊、鸡犬、 虫鱼、鸦雀，等等，都在一起做游戏，欢颜满面，共生共荣，没有任何敌对情绪，谁也无须提高警惕。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只有等到你被虎吃了，被蛇咬了，你就知道了。

面对文学的这种现状，那么，作家们还有什么值得去做的呢？还有什么值得去坚守的呢？我想起码还有两点是要的：一是作家需要实践资源、生活资源的积累和激励吧，否则，那就真的不知道虎豹豺狼会咬人啊；二是作家要有仁、义、礼、智、信的修养、真善美与假丑恶的修养，以及我们民族好的传统文化的修养吧，否则，那抛出来的东西，真的是会误人子弟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