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洪双的《好运在身边》（刊于12月16日《空港双流》《棠湖文艺》）是一篇充满温度与力量的散文，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一个从高原士兵到报社记者的生命轨迹，在看似偶然的“好运”叙事中，实则揭示了个人奋斗与时代机遇深刻交织的精神史诗。这篇作品不仅是一段个人回忆录，更是一面映照当代中国普通人如何通过文化自觉实现自我超越的镜子。

文章开篇即将读者带入一个充满质感的空间：“窗外的雨淅淅沥沥，书桌上摊着几份泛黄的剪报”。这一场景设置巧妙地将现在与过去、湿润的成都平原与干燥的西藏高原并置，形成时空的张力。作者对剪报的描写——“边缘已经起了毛边”“手抚过那些铅字”——不仅是物理触感的呈现，更是情感记忆的复苏。每一件发表的作品被喻为“一扇小小的门”，这一隐喻奠定了全文的基调：书写是通往过去的入口，是连接不同时空的桥梁。

高原书写的独特性在于其双重维度：一方面，它是地域性的，深深植根于西藏特有的自然景观与人文环境；另一方面，它又是超越性的，将个体的体验升华为普遍的人类情感。当作者描述“哨所外盘旋的鹰”“夜里像要坠到头顶的星河”“突然窜过的藏羚羊惊起的雪沫”时，这些意象不仅勾勒出西藏的自然奇观，更象征了人在极限环境中的精神向往。在这种严酷与壮美并存的环境中，书写成为一种生存策略，一种在荒芜中创造意义的抵抗。

指导员那句“咱们这儿，能写的人少”的简单话语，在文中起到了关键的催化作用。这句话之所以重要，不在于其内容本身，而在于它承认了在主流叙事之外，边缘空间同样需要被讲述、被记录。这种认可赋予了作者书写的合法性，使他从“私下涂鸦”转向“公开表达”，完成了从自我倾诉到公共对话的转变。

第一次发表作品时，作者“捧着那张报纸，在高原灼人的日光下看了又看，墨香混着油印的气息，竟让我有些眩晕”。这一场景捕捉了文化资本获得过程中的神圣时刻。在布迪厄的文化社会学理论中，文化资本往往通过制度化认可获得价值。对于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作者而言，铅字发表不仅意味着文学才能的认可，更是一种社会身份的转变——通过文化生产，他超越了既定的阶级与教育限制。

“豆腐干”大小的文章与“三块五角钱的稿费”这两个细节尤为重要。前者表明起点之低微，后者象征交换价值的确认。在市场经济尚未全面渗透的时期，稿费不仅具有物质意义，更是一种象征性交换：个人的经验与情感通过文字转化为公共文化产品，并获得社会认可。这种转换过程正是作者所谓的“桥”——连接个体与外部世界的桥梁。

随着发表渠道的扩展，“铅字印出的，仿佛不只是文章，还有一个更清晰、更坚定的自己”。这一认识标志着主体性的觉醒：通过持续的书写实践，作者不仅记录了外部世界，更建构了自我认同。写作从宣泄情绪的工具，转变为认识自我、定义自我的方式。这种转变呼应了福柯关于“自我技术”的论述——通过特定的实践，个体作用于自身，改变自己的存在方式。

文章标题“好运在身边”及其反复出现的“好运”话语，构成了一种表面叙事。作者似乎接受这种外部归因，但在深层次上，文本不断解构着“好运”的偶然性，揭示其背后的必然逻辑。所谓“好运”，实则是“无数个夜晚头痛欲裂时的坚持，是无数次退稿后咬着牙的重来”，是“那位默许我熬夜老指导员赐予的机缘”。

这种叙事策略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道酬勤”的伦理观，也契合改革开放初期“奋斗改变命运”的时代精神。作者巧妙地将个人成功嵌入集体主义的框架中：指导员的支持、战友的故事、藏区阿妈的酥油茶、班长的皮大衣……这些他者构成了个人成长的生态网络。正如作者所言，好运是“当你真心真意地把生命敞开给这片土地，土地便回赠你意想不到的礼物”。这里体现的是一种互惠的伦理关系，而非单向地获取。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的生命轨迹与中国的社会变迁同步：从军队到地方，从高原到都市，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每一次身份转变——“团支部书记”“党支部委员”“干部”“企业团委书记”“办公室主任”“记者”——都对应着中国社会结构的某个层面。个人的“好运”实际上是对时代机遇的敏锐把握与积极回应，是个人能动性与社会结构互动的结果。

随着角色的转变，作者的书写也经历了质的嬗变。最初，书写是个人情感的宣泄与审美表达；成为干部后，书写转变为组织动员与集体认同的建构工具；在企业工作时，书写又演变为行政沟通与管理协调的手段；最终作为记者，书写回归公共记录与批判思考。这一演变过程展现了书写作为一种社会实践的多重面向。

当作者描述在冰天雪地办板报、组织读书会时，书写已超越个人范畴，成为一种集体文化生产的实践。看着战友们“围在板报前争论一首诗的好坏，或是被某篇报道惹得眼眶发红”，作者体验到“一种比发表文章更实在的满足”。这种满足感源于书写的社会效能——它能够凝聚群体、激发共鸣、塑造集体记忆。

在企业单位时期，作者发现“在看似琐碎的行政事务中，我找到了另一种形式的‘书写’——书写秩序，书写人情，书写一个集体向前的轨迹”。这一认识极具洞察力，它打破了文学书写与日常实践的界限，将广义的“书写”理解为任何创造秩序、传递意义的社会行动。这种扩展的书写观念，使作者能够在不同领域保持连续的身份认同。

文章的结构呈现了精妙的时空辩证法。开篇在成都的雨天回忆西藏的往事，结尾又回到“窗外的雨不知何时停了。夕阳的余晖穿透云层”，形成环形结构。这种结构暗示着过去与现在的持续对话，高原经历始终是作者精神世界的底色。

“从高原的寂寥广阔，骤然投身于都市的喧嚣与繁杂，起初是有些失重的。”这一过渡时期的描述捕捉了空间转换带来的心理震荡。然而，作者很快在企业青年职工的眼神中看到了“当年新兵连战友相似的渴望”，这表明虽然地理空间改变了，但人性深处的需求——被理解、被看见、有意义地存在——是相通的。这种洞察使作者能够在不同环境中保持连续的价值追求。

最终回归记者身份，“仿佛时光倒流”，但又有所不同：视野“从雪域高原，扩展到了更为广阔的天地”。这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螺旋式的上升——带着更丰富的阅历与更开阔的视野，重新投入最初的志业。这种回归证明了早期兴趣与价值观的持久影响力，也展示了人生道路的非线性特征。

文章结尾处出现的风砺石是一个精妙的意象：“形状不规则，却温润如玉”“历经亿万年风沙磨砺，才有了这般模样”。这块石头作为西藏记忆的物质载体，凝聚了文章的终极洞见：“所谓好运，大抵也是如此——是时间、坚持与这片土地，共同完成的雕刻。”

风砺石的特质与作者的命运轨迹形成互喻：不规则形状对应人生的非预设路径；温润如玉对应艰难磨砺后的内在品质；亿万年风沙对应时间与环境的塑造力量。这一隐喻将个人命运置于自然史的宏大尺度中，既承认外在力量的塑造作用，又强调内在质地的重要性。

与剪报、报纸、稿纸等文化物品不同，风砺石是一种自然物，它象征着超越人类意志的客观存在。将“好运”比喻为自然雕琢的过程，既肯定了个人奋斗的价值，又承认了偶然性、环境与时间的共同作用。这种平衡的观点避免了极端个人主义或决定论的陷阱。

《好运在身边》的文体特征值得关注。它融合了回忆录的亲切、散文的随意与哲理文章的深度。语言质朴而不失诗意，细节具体而富有象征性。例如，“绿皮火车吭哧吭哧向西爬”中的拟声词不仅唤起听觉记忆，也暗示了进程的缓慢与艰难；“过了格尔木，窗外的绿意像被谁猛地抽走了”这一比喻生动传达了地理变化的突兀性。

文章的时间处理尤为出色：既有线性叙述（从入伍到转业到退休），又有碎片闪回（通过剪报触发回忆）；既有具体日期的当下定位，又有模糊的历时跨度（“十八岁的年轮”“回首半生”）。这种时间层次的丰富性创造了立体的阅读体验。

美学上，文章体现了“朴素之美”的中国美学传统。没有华丽的辞藻与复杂技巧，而是依靠真诚的情感与有节制地表达打动人。这种风格与作者描述的西藏经验相契合——在极端环境中，真实比修饰更有力量。

姚洪双的《好运在身边》是一篇普通人的史诗，它以个人经历为线索，编织出一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流动与文化变迁的微观图景。文章最动人的力量在于其对“普通”的尊严赋予——一个只有初中文凭的士兵，通过不懈的书写实践，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为所在社群创造了文化价值。

所谓“好运”，在文本深层结构中，被重新定义为：当个体的热忱与时代的需要相遇，当坚持的方向与社会的变迁契合，当个人的叙事能够与更大的集体叙事共鸣。这不是被动的幸运，而是主动地创造；不是偶然的馈赠，而是必然的回报。

在当代中国语境下，这篇散文具有特殊的意义。在一个日益强调个人成功与物质积累的社会中，它提醒我们关注那些非功利的精神追求；在一个文化生产日益专业化的时代，它肯定业余写作的价值；在一个社会流动性似乎放缓的时期，它展示了通过文化资本实现阶层跨越的可能性。

“好运在身边”，不是因为好运如空气般无处不在，而是因为我们通过持续的努力与真诚地投入，使自己成为能够识别、把握并创造好运的人。正如那枚风砺石，我们的形状由时间与环境雕刻，但最终的光泽，来自内在质地对磨砺的回应。姚洪双用他的笔，不仅记录了这一过程，更以自身的经历证明：在最不可能的地方，书写可以开辟可能；在最平凡的生命中，坚持可以创造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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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姚斌鸿，四川成都人，00后，本科学历，退役军人，四川省资阳市作家协会会员。先后有诗歌、散文、水粉画、杂文在《国防时报》《西南商报》《四川工人日报》《人文之友》《中原》《家庭育儿报》《龙首文学》《作家新苑》等报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