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阁的春天是从石缝里钻出来的。读书时的一个春天，我在县中学的作文本上写："山溪像条被扯断的银链子，缠在剑门关的腰上。"语文老师用红笔圈出这句话，说这是"诗的眼睛"。那天我揣着作文本跑回家，外祖母正在晒谷场翻麦子，她用手摸了摸本子上的红圈，突然说："我娃的字，比当年你爹刻在磨盘上的婚书还齐整。"

成都的雨和剑阁不同，软绵绵的，像泡在醪糟里的汤圆。那年我调来省作协工作，住在青羊宫附近的老宿舍。有天深夜改稿子，突然听见窗外有人唱《剑门情歌》，那调子像山溪绕过青石，竟和二十年前外祖母哼的一样。跑下楼去看，是个卖豆腐脑的老汉，他端着碗说："先生，听你口音是剑阁来的？"

这些年，我常带青少年作家团的孩子们去剑门关采风。站在翠云廊的古柏下，我会指着那些被岁月磨出凹痕的树干说："看，这就是时间的诗行。"去年夏天，个来自汶川的小姑娘写《山里的月亮》，里面有一句"月亮把地震裂缝缝成银线"，看得我眼睛发热——这不就是当年我在剑门关数雨滴时，外祖母教给我的"诗的眼睛"吗？

故乡的山是叠起来的。剑门关的石头一层压着一层，像老祖宗们用岁月码放的史书。我常在雨后去摸那些青苔覆盖的岩缝，凉丝丝的触感从指尖爬进血脉，仿佛能摸到大地的心跳。山溪从石缝里钻出来时，总带着股子倔劲，像是要把整座山的沉默都喊成歌谣。

老屋的土墙会呼吸。春天返潮时，墙皮上会浮出淡黄色的盐花，那是土地在咳嗽。我趴在木桌上写作业，砚台里的墨汁总被穿堂风舔出波纹。有回写"春"字，最后一捺被风吹歪了，倒像根刚抽芽的竹笋。母亲过来添煤油灯，说："字歪了怕啥？人心正着就行。"

故乡的集市是活的。卖豆腐的担子刚拐过老槐树，卖花椒的箩筐就挤占了半条街。布匹摊子前，姑娘们把阳光揉进靛蓝布里；铁匠铺的锤声追着炊烟跑，最后都掉进了茶馆的盖碗茶。我常蹲在说书人旁边听《三国》，板凳腿压着的地砖上，还留着前朝举人练字的凹痕。

离开那年，我在后山种了棵银杏。选的是块背风的坡地，挖坑时刨出半块残碑，字迹早被岁月磨成了麻点。如今每次回乡，总要去看那棵树。它的年轮里藏着我的日记：某圈是初学写诗的慌张，某圈是发表作品的喜悦，某圈是母亲离世时的空洞。树皮上的刀痕渐渐模糊，倒像被时光温柔地抚平了。

在成都的这些年，我常把故乡装进陶罐。锦江的水泡不开剑阁的茶，但能泡出记忆里的松针香。有回带学生去龙泉山采风，个女孩指着满山桃花说："老师，这些花会写诗。"她后来写的《桃花简史》里，有句让我眼眶发热："风把花瓣卷成信笺，寄给山那边没看完的春天。"

办公室的窗台上，摆着块从故乡带来的石头。表面布满蜂窝状的孔洞，像被岁月啄出的标点。有时改稿累了，就用手摸摸那些孔洞，仿佛能摸到剑阁的山风、成都的雨，还有那些在文字里生长的青春面孔。

窗外的梧桐又开始落叶了。我知道，那些在泥土里扎根的文字，正在无数双手里发芽。它们会变成书包里的铅笔字，变成手机备忘录里的短句，最终长成比剑门关更雄伟的文学山峦。而我的根，永远在那片会呼吸的土地里，写着永不干涸的诗行。

办公室的窗台上摆着块剑门关的石头，是去年回老家时捡的。石头表面布满蜂窝状的孔洞，像极了父亲錾子下的作品。有时改稿累了，就用手摸摸那些孔洞，仿佛能摸到剑阁的山风、成都的雨，还有那些在文字里生长的青春面孔。

上世纪深秋，我在金沙江畔的茶馆里写完长篇小说《金沙情仇》。江风卷着纸页沙沙作响，茶馆老板拎着铜壶来添水，说："这字里行间，倒像我们摆龙门阵的调子。"那年我在稿纸上找到更柔软的刻刀。这部描写川滇边地百姓生存图景的作品，呈现了我最初动笔时的念头——要让文字像金沙江的卵石，经得起流水打磨，也藏得住岁月温度。

文学创作于我，始终是场漫长的返乡。中短篇小说集《逃之夭夭》里的故事，多取材于剑门关下的放牛岁月。有次在成都的文学讲座上，个大学生问："王老师，您怎么写得出那么真实的饥饿感？"我指着窗外梧桐树说："你看那些落叶，每片都记着春天抽芽时的疼。"文学从来不是凭空建造空中楼阁，是在记忆的土壤里，把陈年旧事重新栽种成新的风景。

后来当选四川省青少年作家协会主席那天，我正在凉山州采风。阿什老轨的孙女给我看本泛黄的笔记，里面记着："王同志教我们认字，说文字是能种在地里的庄稼。"这位彝族老干部生前推动的"千村读书"计划，让我突然明白：文学不该是案头清供，该是能长出秧苗的种子。协会墙上那幅标着109个红点的地图，每个点都藏着故事——若尔盖草原的文学基地里，孩子们用藏汉双语写诗；攀枝花矿区的作文大赛上，少年把井下安全帽写成"移动的月亮"。

组织中小学生作文大赛时，我总让评委们多留意那些"不完美"的作品。有回个自闭症儿童写《会说话的影子》，通篇只有三句话："影子在墙上吃字/我的铅笔短了/妈妈的手很暖"。这件作品没得奖，却被我们做成绘本发给所有参赛学校。后来收到很多老师的反馈，说孩子们开始观察教室地板的裂缝，说那是"文字在发芽"。这让我坚信，文学教育的真谛不在技巧训练，而在守护那双发现诗意的眼睛。

再后来，我开始教孩子们写作，我们借用了所乡村小学的旧教室。开课第一天，三十个孩子挤在掉漆的课桌前，眼睛亮得像端午的艾草火把。我教他们写"我的家乡"，个男孩举手说："老师，我家在涪江转弯的地方。"这句话被我刻在分院的石碑上，旁边刻着艾青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如今那块石碑已长满青苔，但每次看到孩子们蹲在江边写生，总觉得文字正在他们笔下悄悄抽条。

这些年整理获奖作品集，发现个有趣的规律：城市孩子爱写"未来的机器人"，乡村孩子偏爱"会飞的土豆"。有回在绵阳基地，个戴眼镜的男孩把地铁写成"地下花园"，说"玻璃幕墙是浇水的喷壶"。这种天马行空的想象，让我想起自己初学写作时，把剑门关的云雾写成"天空的羊群"。或许文学的魅力就在于，它允许我们在规矩的格子之外，再画一片属于自己的星空。

办公室的铁皮柜里存着十万份学生作文，按地区编成号。翻到2019年汶川的《重建日记》，个女孩写："吊车把阳光吊起来，安在每块砖缝里。"这些文字像种子，有的已经发芽——去年有七个基地的孩子考进中文系，他们的录取通知书复印件，都贴在协会的荣誉墙上。每次有新人来参观，我总指着那面墙说："看，这些就是文字结出的果子。"

窗外的银杏又黄了，叶子打着旋儿落在石桌上。我知道，那些在金沙江畔种下的文字，正在无数双手里传递。它们会变成书包里的铅笔字，变成手机备忘录里的短句，最终长成比剑门关更雄伟的文学山峦。而我的笔，永远会为那些在泥土里找星星的孩子留着墨水。

作家介绍：王永忠，中国散文诗学会会员、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现任四川省青少年作家协会主席、四川省作家协会儿童文学专委会副主任，曾任《人民日报·海外版》新闻中心主任、成都广播电视大学文理职业学院院长。著有长篇小说《金沙情仇》、中短篇小说集《逃之夭夭》及散文集《暖暖的春阳》。报告文学《凉山之鹰》获第八届四川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