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期，我写了骂人毒舌“民国老妖怪”吴稚晖，今天，我给大家写的骂人毒舌“民国老怪物——辜鸿铭。两个怪物，但吴稚晖怪而不妖。

说起民国文坛怪杰、人称“老怪物”的辜鸿铭，许多人都知道他的才气和傲气，却不不一定知道他的另外一种本事。这个老怪物，除了才高八斗之外，那就是”骂人”！当时京城里最红的角儿梅兰芳，唱戏门票也只要一元两角；但听辜鸿铭骂人，门票两元，比梅兰芳唱戏还贵。辜鸿铭骂人骂得"蜚声中外"。他收费骂人，还概不还价。辜鸿铭骂人，绝不“拉稀摆带”，干净利落！

第一章：辫子飘摇，骂声如雷

1917年的北平，秋风一起，满城的梧桐叶便纷纷扬扬，像是老天爷在给这座古都撒纸钱。不过有一个人脑袋后面的那缕毛发，却是任凭风起云涌，我自岿然不动——那是辜鸿铭的辫子。

这根辫子可了不得，它是辜鸿铭的招牌、战旗，也是他骂人时的“第三只手臂”——激动时甩起来，颇有指点江山的架势。这根辫子在北大校园里晃荡，就像一根行走的感叹号，时刻提醒着人们：此人身怀绝技，骂人不眨眼。

“辜疯子又来啦！”不知哪个学生喊了一声，文科楼前的人群“唰”地让开一条道。

只见一个身材矮小、眼窝深陷的老者，身穿枣红色长袍，外罩黑色马褂，脑袋后面那根辫子油光锃亮，随着他急促的步伐左右摇摆。他手里攥着一根文明棍——这根棍子可不文明，据说曾敲过三个不懂事学生的脑袋，其中一个后来成了著名文学家，逢人便说：“我这脑子开窍，全靠辜先生那一棍。”

今天辜鸿铭的脸色不太好，确切地说，是“骂人的脸色”——眉头紧锁，嘴角下撇，眼睛里闪烁着一种“我今天不骂几个人晚上睡不着觉”的光芒。

“辜先生早！”几个胆大的学生鞠躬问好。

“早什么早？”辜鸿铭停下脚步，文明棍往地上一杵，“太阳都晒屁股了才来上学，你们这是读书还是孵蛋？”

学生们面面相觑，想笑不敢笑。

“还有你，”辜鸿铭的文明棍指向一个戴眼镜的学生，“眼镜片厚得跟酒瓶底似的，读书读成这般模样，可见脑子不用在正道上！”

那学生吓得一哆嗦，连忙扶了扶眼镜，心里暗想：我这近视是天生的啊......

“天生的？”辜鸿铭仿佛能读心，“我告诉你，我们那会儿读书，煤油灯下，也没见谁瞎成你这样！你们现在有电灯，反而把眼睛读坏了，可见是懒病入骨，不肯正襟危坐！”

得，连心里想的都能被骂，学生们彻底服了，一个个低着头，鱼贯进入教室。

这就是辜鸿铭在北大任教期间的日常——他不必开口授课，光是这一路从校门走到教室，就能完成半天的“教学任务”：骂人教学。

第二章：天价骂人门票的诞生

说到辜鸿铭骂人，那就不得不提他那著名的“两元门票”了。

那个时候，看梅兰芳唱一出《贵妃醉酒》，一张门票才收一元二角，听辜先生骂人门票却要要收两元，梅兰芳感概的说：看来我这唱戏的，还不如骂人的值钱。”

事情是这样的：某日，几个英国外交官慕名来访，想听听这位传说中的“中国怪杰”如何评价西方文明。辜鸿铭正在院子里修剪他那盆宝贝兰花——这兰花也是奇物，据说是当年张之洞送的，辜鸿铭骂遍天下人，唯独对这盆花轻声细语。

“辜先生，这几位是英国使馆的......”仆人小心翼翼地通报。

“知道了知道了，”辜鸿铭头也不抬，“让他们在前厅等着，我剪完这几片叶子。”

这一等就是一个时辰。等辜鸿铭慢悠悠晃到前厅，几位英国绅士已经喝了三壶茶，上了四趟厕所。

“诸位，”辜鸿铭往太师椅上一坐，二郎腿一翘，“听说你们想听我讲课？”

“是的，辜先生，久闻您的大名......”

“打住，”辜鸿铭摆摆手，“我讲课是要收费的。”

英国人们一愣，随即笑了：“当然当然，报酬好说。”

“两元一位，”辜鸿铭伸出两根手指，“概不还价。”

两元？英国人们面面相觑。要知道，当时北平一个普通工人的月薪也就五六元，两元听一次讲座，着实不便宜。但既来之，则安之，几人掏了钱，准备听这位怪杰高论。

谁料辜鸿铭收了钱，第一句话就是：“你们英国人，表面上绅士，骨子里都是海盗！”

英国人脸色一变。

“不服？”辜鸿铭换了个舒服的姿势，“我问你们，大英博物馆里那些中国文物，是怎么来的？买的？借的？呸！是抢的！八国联军进北京，你们英国兵抢得最欢！我亲眼见过一个少校，抱着一件乾隆年间的青花瓷，笑得跟偷了腥的猫似的！”

一个英国人忍不住反驳：“辜先生，那是战争时期的......”

“战争时期就能抢东西？”辜鸿铭眼睛一瞪，“那按这个理，我现在揍你一顿，把你怀表拿走，也是合理的咯？”

“这......”

“我告诉你们，”辜鸿铭的辫子随着他激动的语气晃动起来，“你们西方文明，就是建立在掠夺之上的文明！你们那所谓的‘绅士风度’，不过是强盗穿上了燕尾服！”

接下来的一个时辰，辜鸿铭用流利的英语，夹杂着德语、法语、拉丁语，把西方文明从头到脚骂了个遍。从柏拉图骂到莎士比亚，从文艺复兴骂到工业革命，最后总结道：“你们整个西方，就是一群没开化的野蛮人，偶然捡到了文明的碎片，就以为自己成了文明人！可笑！”

几个英国人被骂得面红耳赤，偏偏辜鸿铭引经据典，骂得有理有据，想反驳都找不到突破口。

末了，辜鸿铭喝了口茶，悠悠道：“今天就到这儿吧，下次想挨骂，记得提前预约。”

英国人们晕乎乎地走了，第二天，“辜鸿铭两元门票骂人”的消息就传遍了北平的外交圈。

有趣的是，这消息越传越广，来“挨骂”的外国人反而越来越多。德国人来了，想听他骂英国人；法国人来了，想听他骂德国人；美国人来了，想听他骂所有欧洲人......

辜鸿铭来者不拒，照单全收。而且他有个原则：用对方的母语骂。英国人来，他用牛津腔英语骂；德国人来，他用柏林口音德语骂；法国人来，他用巴黎法语骂。骂得字正腔圆，骂得引经据典，骂得对方心服口服——至少表面上。

最绝的是有一次，来了个苏格兰人，辜鸿铭用带着高地口音的苏格兰英语开骂，骂到一半突然停下：“你这烟袋不错，给我瞧瞧。”

那苏格兰人受宠若惊，连忙递上烟袋。

辜鸿铭接过来，熟练地装烟、点火、吸了一口，吐个烟圈，继续骂：“你们苏格兰人，祖上也是蛮族，被罗马人打得满地找牙，现在倒装起文明人来了......”

苏格兰人哭笑不得，等辜鸿铭骂完，想要回烟袋，辜鸿铭却把烟袋往怀里一揣：“这个就当今天的赠品了。”

得，花了钱挨了骂，还搭进去一个烟袋。

消息传到梅兰芳耳朵里，这位京剧名角笑了：“我唱一出《贵妃醉酒》才一元二角，辜先生骂人就要两元，看来我这唱戏的，还不如骂人的值钱。”

有人把这话传给辜鸿铭，他捻着胡须，得意道：“梅老板唱戏，唱的是别人的悲欢离合；我骂人，骂的是文明的千秋大业，能一样吗？”

得，骂人都骂出“千秋大业”来了。

第三章：骂遍天下无敌手

如果说骂外国人算是“为国争光”，那么辜鸿铭骂起自己人来，那才叫一个精彩绝伦、六亲不认。

先说袁世凯。这位袁大总统，在民国初年那是何等威风，可在辜鸿铭眼里，他就是个“倒马桶的料”。

1915年，袁世凯筹备称帝，派人来请辜鸿铭写篇颂文，许以重金。

辜鸿铭正在书房练字，头也不抬：“让我给袁世凯写颂文？可以啊，让他先来给我倒三天马桶。”

来人脸色大变：“辜先生，这话可不敢乱说......”

“怎么不敢说？”辜鸿铭把笔一扔，“他袁世凯，在清朝是臣子，在民国是总统，不论哪个身份，都是天下人的仆人。仆人给主人倒马桶，不是天经地义吗？”

这话传到袁世凯耳朵里，袁大总统气得摔了茶杯，但碍于辜鸿铭的名声，又不好发作，只能恨恨道：“这个老怪物！”

等到袁世凯真的称帝，辜鸿铭更来劲了。他写了副对联，让人贴在自家大门上：

“袁世凯千古
中国人民万岁”

有人看不懂：“辜先生，这对联上下联字数对不上啊。”

辜鸿铭冷笑：“对得上就怪了！袁世凯对不起中国人民，当然对不上！”

妙啊！骂人都骂出对联来了。

等袁世凯一死，全国举哀三天，政府部门降半旗，学校停课，戏院关门。辜鸿铭倒好，特意请了个戏班子，在家连唱三天大戏，锣鼓喧天，好不热闹。

警察上门劝阻：“辜先生，国丧期间，不能......”

“不能什么？”辜鸿铭眼睛一瞪，“他袁世凯活着的时候，没给国家办什么好事；死了倒要全国百姓陪着他哭？哪有这个道理！我偏要乐，还要大乐特乐！”

警察惹不起这位爷，只能灰溜溜走了。

再说慈禧。这位老太太过七十大寿，举国欢庆——至少表面上是。辜鸿铭可不管那些，大笔一挥，又一副对联出炉：

“天子万年，百姓花钱
万寿无疆，百姓遭殃”

这对联被人抄了去，在京城悄悄流传。据说有个小太监偷偷带进宫，被李莲英发现了，吓得尿了裤子。幸好慈禧没看到，不然又是一场风波。

不过最精彩的，还是辜鸿铭骂同行。

胡适，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北大最年轻的教授，留美博士，西装革履，风度翩翩。这么个人物，在辜鸿铭眼里，那就是“英格兰的乡巴佬”。

某日，北大举办英文诗歌朗诵会，胡适上台，用一口美式英语朗诵华兹华斯的诗。朗诵完毕，掌声雷动。胡适颇为自得，朝台下鞠躬。

“胡博士，”辜鸿铭慢悠悠站起来，辫子一甩，“您这英语，是跟哪个乡下老师学的？”

全场寂静。

胡适脸色一变，但依然保持风度：“辜先生何出此言？”

“何出此言？”辜鸿铭走上讲台，“您这发音，带着一股子玉米地味儿！知道什么是标准英语吗？是牛津英语！是剑桥英语！不是你们美国那些暴发户的土话！”

胡适强压怒火：“语言是发展的，美式英语也是英语的一种......”

“发展？”辜鸿铭打断他，“把好好的英语发展成农夫腔调，这也叫发展？我告诉您，您刚才朗诵时，有几个词的发音，看伦敦街头的擦鞋童会不会笑话你！”

台下有人忍不住笑出声。

胡适的脸红一阵白一阵，想反驳，却发现自己英语水平虽然不差，但跟这位精通九国语言、有十三个博士学位的老怪物比，还是差了点底气。

这还没完。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辜鸿铭又是嗤之以鼻。

有一次中文系开会，讨论“改良”一词的使用。胡适发言：“‘改良’这个词很好，体现了我们与时俱进的精神......”

“好什么好！”辜鸿铭拍案而起，“以前的字典里，只有‘从良’，指的是娼妓弃邪从正。现在你们倒好，弄出个‘改良’来！我问你，既然已经是‘良’了，还改什么？难道要改回去，从‘良’变‘娼’吗？”

全场爆笑。胡适气得直哆嗦，却想不出反驳的话。

从这以后，辜鸿铭见了胡适就叫他“胡改良”，后来干脆简化成“胡改”，再后来变成“胡搞”。胡适每次听到这个称呼，都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自此以后，辜鸿铭瞄上了胡适，两人只要一见面，胡适就要被骂，胡适经常被骂得无地自容，之后，老远看见辜鸿铭。胡适就躲，有时候，辜鸿铭追着胡适骂，弄得胡适很没面子。

不过胡适也不是省油的灯。他比辜鸿铭小三十多岁，心想：老子斗不过你，我还熬不过你吗？咱们走着瞧！

这一熬，就熬到了1928年。

第四章：怪杰的养成之路

很多人以为，辜鸿铭这么个“国粹守护者”，一定是从小读四书五经长大的。错了！大错特错！

这位爷的人生轨迹，可以概括为：“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教在北大。”整个一全球化的产物。

1856年，马来半岛槟榔屿的一个橡胶园里，一声婴儿啼哭划破清晨的宁静。这个混血婴儿，父亲是华人管家辜紫云，母亲是葡萄牙人。橡胶园主布朗夫妇没有子嗣，一见这个眼睛大大、额头高高的孩子就喜欢得不得了，当场认作义子。

小鸿铭在橡胶园里长大，会说的第一句话是闽南话，第二句是英语，第三句是马来语。四岁那年，他就能用三种语言跟不同的人吵架——跟父亲用闽南话吵，跟母亲用英语吵，跟园里的工人用马来语吵。布朗先生见状大喜：“这孩子，是个语言天才！”

十岁那年，布朗夫妇要回英国了。临行前夜，辜紫云把儿子叫到祖宗牌位前，点燃三炷香。

“鸿铭啊，”父亲的声音有些哽咽，“你要记住，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你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小鸿铭似懂非懂地点点头。他那时还不知道，这句话将影响他的一生。

到了英国，布朗先生给他请了最好的家庭教师。小鸿铭展现出了惊人的语言天赋：拉丁文，三个月掌握；希腊文，半年流利；法语和德语，顺便就学了。十四岁那年，他考入爱丁堡大学，师从著名历史学家卡莱尔。

卡莱尔第一次见到这个东方少年时，颇不以为然：“东方人能理解西方文明吗？”

辜鸿铭用标准的苏格兰英语回答：“教授，文明没有东西之分，只有真假之别。”

卡莱尔一愣，随即大笑：“好！说得好！”

在爱丁堡，辜鸿铭如鱼得水。他读莎士比亚，读培根，读狄更斯，但他读得最多的，还是卡莱尔推荐的那些批判西方现代文明的作品。渐渐地，这个东方少年开始用一种批判的眼光看待西方——这个他生活其中、却又始终隔着一层的文明。

1877年，二十一岁的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他没有停下脚步，又奔赴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哲学。在那里，他接触到了康德、黑格尔，也接触到了正在兴起的反现代化思潮。

某个夜晚，他在图书馆读到一本传教士写的关于中国的书。书中把中国描绘成未开化的野蛮国度，把中国人说成是劣等民族。辜鸿铭气得把书摔在地上。

“胡说八道！”他用德语骂了一句，引得旁边的德国学生侧目。

从那天起，辜鸿铭萌生了一个念头：我要让西方人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文明！

机会很快就来了。1881年，二十五岁的辜鸿铭在新加坡偶遇了马建忠——这位后来写出中国第一部语法著作《马氏文通》的学者，当时正在南洋考察。

两人一见如故，连续谈了三天三夜。马建忠向他介绍了中国文化，从孔孟之道讲到程朱理学，从唐诗宋词讲到明清小说。辜鸿铭听得如痴如醉，仿佛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

谈话结束那天，辜鸿铭做了一个改变一生的决定：回中国去，学习中国文化！

布朗夫妇极力挽留：“鸿铭，你在欧洲前途无量，回那个落后的中国做什么？”

辜鸿铭的回答很简单：“那里是我的根。”

1885年，辜鸿铭踏上中国的土地。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留起辫子——虽然那时候他连一句完整的中国话都说不好。

第二件事，是拜在晚清大儒沈曾植门下，学习儒家经典。沈曾植第一次见到这个“假洋鬼子”时，直皱眉：“你一个洋学生，学什么四书五经？”

辜鸿铭不答话，提笔写下一行工整的小楷：“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沈曾植大惊：“你这字......”

“临了三年颜真卿，”辜鸿铭恭敬道，“请先生指教。”

沈曾植这才认真打量这个学生，点了点头：“有点意思。”

接下来的三年，辜鸿铭闭门苦读。他从《三字经》开始，一路读到《十三经注疏》。白天读中文，晚上把读过的内容翻译成英文、德文。渐渐地，他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那些被西方人视为落后的中国思想，其实蕴含着深刻的智慧。

某日，沈曾植问他：“你学了这些年，觉得中西文化，孰优孰劣？”

辜鸿铭沉思片刻，答道：“西方文化重物质，中国文化重精神。物质易朽，精神长存。”

沈曾植抚掌大笑：“孺子可教也！”

学成之后，辜鸿铭经人引荐，进入了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府，担任“洋文案”——也就是外文秘书。张之洞是晚清重臣，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与辜鸿铭的理念不谋而合。

在张之洞幕府的二十年，是辜鸿铭思想成熟的关键时期。他一边协助张之洞办理洋务，一边继续钻研国学。他翻译《论语》《中庸》《大学》，不是逐字逐句地翻译，而是用西方人能理解的方式，阐释儒家思想的核心。

这些译作在西方出版后，引起了巨大反响。一些西方学者惊讶地发现：原来中国不是他们想象的野蛮国度，而是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礼仪之邦！

当然，也有批评的声音。某英国学者在报纸上撰文，批评辜鸿铭“美化中国”。

辜鸿铭看到后，提笔回敬了一篇长文，标题就叫《致某英国学者的公开信》。信中写道：

“阁下说中国落后，请问何为先进？是贵国伦敦街头随处可见的乞丐吗？是贵国工厂里每天工作十六小时的童工吗？是贵国殖民地被屠杀的土著吗？如果这是先进，那我宁愿中国永远落后！”

文章在英国发表，引起轩然大波。支持者有之，反对者更有之。但无论如何，辜鸿铭这个名字，开始被西方知识界所熟知。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灭亡。张之洞已于两年前去世，辜鸿铭失去了靠山。许多遗老遗少纷纷剪掉辫子，投向民国。辜鸿铭却把辫子扎得更紧，昂首挺胸走进了新时代。

有人劝他：“辜先生，时代变了，这辫子......”

“时代变了，我的脑袋没变！”辜鸿铭一瞪眼，“这辫子，是我对中华文明的坚守！你们这些见风使舵的小人，懂什么！”

得，又骂上了。

第五章：北大岁月：骂声与掌声齐飞

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大刀阔斧进行改革。他聘请各路人才，不拘一格。有人向他推荐辜鸿铭：“此人学问渊博，但脾气古怪，留着辫子，是个保皇党......”

蔡元培笑了：“我北大兼容并包，只要他有真才实学，留辫子又如何？保皇又如何？”

于是，六十岁的辜鸿铭，成了北大最年长的教授，主讲英国文学。

开课第一天，教室爆满。学生们都想看看，这位传说中的“老怪物”究竟是何方神圣。

上课铃响，辜鸿铭踱着方步走进教室。他往讲台上一站，目光扫视全场，一言不发。

学生们屏住呼吸。

“你们，”辜鸿铭终于开口，“都是来学英国文学的？”

学生们点头。

“那好，”辜鸿铭从怀里掏出一本破旧的英文书，“我们今天不讲课，先来讨论一个问题：什么是文明？”

学生们一愣，这不是英国文学课吗？

“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辜鸿铭仿佛能读心，“但我要告诉你们，文学不是孤立的，它是文明的一部分。要理解英国文学，首先要理解英国文明——或者说，要理解为什么英国文明不如中国文明！”

全场哗然。

辜鸿铭不理睬骚动，自顾自讲下去：“英国人写诗，写来写去无非是爱情、死亡、自然。中国诗呢？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胸怀，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的气节！哪个更高明？”

有学生举手：“辜先生，可是英国文学在世界上影响更大......”

“影响大就高明？”辜鸿铭冷笑，“鸦片影响也大，能说鸦片是好东西吗？”

那学生被噎得说不出话。

“我告诉你们，”辜鸿铭的声调提高，“你们现在崇拜西方，是因为中国暂时落后。但你们要记住，一时的落后不等于永久的落后，物质上的落后不等于精神上的落后！中国文明就像一棵老树，虽然有些枝叶枯萎了，但根还在！而西方文明，”他顿了顿，“就像一朵塑料花，看起来鲜艳，但没有生命！”

一节课下来，英国文学没讲几句，中国文明倒是讲了一大堆。学生们晕乎乎地走出教室，有人感叹：“这哪是英国文学课，这是爱国主义教育课啊！”

但奇怪的是，虽然辜鸿铭经常跑题，但他的课总是座无虚席。因为他讲课有两个特点：一是语言生动，二是敢说真话。

比如讲到莎士比亚，他会说：“莎士比亚是好，但你们知道吗？他剧本里很多情节，都是抄袭别人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意大利早就有类似的故事；《哈姆雷特》，北欧传说里早有雏形。这就叫‘天下文章一大抄’！”

学生们哄堂大笑。

又比如讲到弥尔顿，他会说：“弥尔顿写《失乐园》，表面上写的是亚当夏娃，实际上写的是英国革命。这人是个政治动物，你们读他的诗，要读出背后的政治意味。”

这些都是教科书里没有的见解，让学生们耳目一新。

当然，辜鸿铭骂人的习惯，在北大也是变本加厉。

某日，学生罗家伦（后来成为清华大学校长）在课堂上提问：“辜先生，您总是批评西方，可是西方确实在很多方面比中国先进，比如科学......”

“科学？”辜鸿铭打断他，“科学是好东西，但科学不是一切！你们现在迷信科学，就像小孩子拿到一把锋利的刀，不知道危险！科学能造出枪炮，也能杀人；科学能造出机器，也能让人变成机器的奴隶！”

罗家伦还想争辩，辜鸿铭眼睛一瞪：“你这个小王八蛋，懂什么！”

“王八蛋”三个字是用英语说的，字正腔圆，全班都听懂了。

罗家伦的脸“唰”地红了，从此再也不敢在辜鸿铭的课上提问。

消息传到蔡元培耳朵里，蔡校长苦笑摇头。他找辜鸿铭谈话：“辜先生，对学生，还是要以教育为主......”

“教育？”辜鸿铭振振有词，“我骂他们，就是最好的教育！这些年轻人，天天喊着打倒这个、推翻那个，却连自己的根在哪里都不知道！我不骂醒他们，谁骂？”

蔡元培无言以对。他知道，跟这位老先生讲道理，是讲不通的。

但辜鸿铭也不是一味地骂。对于真正的好学生，他是爱惜的。

有个叫林振权的学生，家境贫寒，但学习刻苦。某日交上来的英文作业，写得工工整整，引经据典。

辜鸿铭看了，提笔批了四个字：“孺子可教。”

下课后，他把林振权叫到办公室，从抽屉里拿出两本英文原版书：“这两本书送给你，好好读。”

林振权受宠若惊：“辜先生，这太贵重了......”

“贵重什么？”辜鸿铭摆摆手，“书就是给人读的。你读好了，将来为国家做贡献，就是对我最好的回报。”

后来林振权留学英国，学成归国，成了著名学者。他晚年回忆说：“辜先生表面凶恶，其实心肠很热。他骂人，是因为恨铁不成钢。”

第六章：舌战群儒：那些被辜鸿铭骂过的大人物

辜鸿铭的骂人生涯中，最精彩的篇章，莫过于他与各路名人的“交锋”。这些交锋，往往以对方哑口无言告终。

先说说伊藤博文。这位日本前首相，1898年来中国访问，特意指名要见辜鸿铭。

两人在张之洞的官邸见面。伊藤博文操着一口流利的中文：“辜先生，久仰大名。听说您精通西方文化，不知对日本学习西方的做法有何高见？”

辜鸿铭不答反问：“伊藤先生，您知道孔子说过一句话吗？”

“愿闻其详。”

“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辜鸿铭慢悠悠地说，“意思是，夷狄即使有君主，也不如中原各国没有君主。你们日本学习西方，学得再好，也不过是‘有君的夷狄’。”

伊藤博文脸色一变，但他毕竟是政治老手，很快恢复平静：“辜先生这话未免偏颇。日本学习西方，是为了自强......”

“自强？”辜鸿铭打断他，“靠模仿别人来自强？我告诉你，文化就像一个人，要有自己的灵魂。你们日本，把西方的衣服穿在身上，把西方的制度套在头上，但骨子里还是东方。这样不伦不类，能长久吗？”

伊藤博文被问住了。他想反驳，却发现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远不如眼前这个中国人深刻。

会谈不欢而散。临走时，伊藤博文悻悻地说：“辜先生真是能言善辩。”

“不是我能言善辩，”辜鸿铭淡淡地说，“是真理在我这边。”

再说说严复和林纾。这两位都是翻译大家，严复译《天演论》，林纾译西方小说，在当时的中国影响巨大。

辜鸿铭却看不上他们。某次文人聚会，有人提到严复的翻译，赞不绝口。

辜鸿铭“哼”了一声：“严复译《天演论》，把赫胥黎的思想歪曲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这是对中国读者的误导！该杀！”

全场寂静。这话太重了。

有人打圆场：“辜先生言重了，严先生也是好意......”

“好意？”辜鸿铭眼睛一瞪，“无知的好意比恶意更可怕！还有林纾，一个不懂外文的人，靠别人口述来翻译，能准确吗？该杀！”

得，一句话要杀两个人。

后来这话传到严复耳朵里，严复苦笑道：“这个辜鸿铭，还是这么口无遮拦。”

林纾更是气得直哆嗦：“疯子！彻头彻尾的疯子！”

但生气归生气，他们还真不敢跟辜鸿铭正面交锋——论学问，他们不如辜鸿铭渊博；论口才，他们不如辜鸿铭犀利；论胆量，他们更不如辜鸿铭敢说。

最有趣的是辜鸿铭骂张之洞和端方。这两位都是他的上司，但他骂起来毫不留情。

张之洞学问好，但为人傲慢。辜鸿铭评价他：“张文襄学问有余而聪明不足，故其病在傲。”意思是，张之洞有学问但不够聪明，所以毛病是傲慢。

端方聪明，但学问不扎实。辜鸿铭评价他：“端午桥聪明有余而学问不足，故其病在浮。”意思是，端方聪明但学问不够，所以毛病是轻浮。

这还没完，他连两人的手下一起骂：“文襄傲，故其门下幕僚多伪君子；午桥浮，故其门下幕僚多真小人。”

翻译过来就是：张之洞傲慢，所以他手下多是伪君子；端方轻浮，所以他手下多是真小人。

好嘛，两位总督门下，没有一个好人。

这话传到张之洞耳朵里，张之洞苦笑着对幕僚说：“这个辜鸿铭，骂人都骂得这么有水平。”

幕僚愤愤不平：“大人，要不要教训教训他？”

“教训？”张之洞摇头，“他说得不对吗？我门下那些人，确实有不少伪君子。他能看出来，说明他眼睛毒。这样的人，虽然嘴臭，但是可用。”

这就是张之洞的胸襟。也正因为如此，辜鸿铭才能在张之洞幕府待二十年，虽然经常骂东家，但始终受到重用。

第七章：东交民巷的“骂人秀”

如果说在北大骂学生还算是“内部矛盾”，那么在六国饭店用英语骂外国人，那就是“国际争端”了。

六国饭店位于东交民巷使馆区，是当时北平最高档的饭店之一，也是外国人的聚集地。辜鸿铭选择在这里开讲，摆明了是要“深入敌后”。

第一次讲座的消息传出，各国使馆都炸了锅。

英国使馆：“这个老怪物又要骂人了？这次骂谁？”
法国使馆：“管他骂谁，买票去看看！”
美国使馆：“听说他的讲座比梅兰芳的戏还贵，到底值不值？”
德国使馆：“值！太值了！上次他骂英国人，精彩极了！”

讲座那天，六国饭店的大厅座无虚席。来的有外交官、传教士、商人、记者，各色人等，济济一堂。大家都在期待：今天辜鸿铭要骂谁？

辜鸿铭准时登场。他今天穿了一身深蓝色长袍，辫子梳得油光水滑，手里拿着一本英文书——不是用来讲的，是用来拍桌子的。

“诸位，”他用流利的英语开场，“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中国人的精神。”

台下有人窃窃私语：“中国人的精神？不就是愚昧、落后吗？”

辜鸿铭耳朵尖，听到了。他也不生气，微微一笑：“刚才有位先生提到‘愚昧落后’。好，我们就从这个问题谈起。”

他顿了顿，环视全场：“什么是愚昧？不知道自己是愚昧，才是真正的愚昧！什么是落后？不知道什么是先进，才是真正的落后！”

台下一片寂静。

“你们西方人，”辜鸿铭的声音提高，“总以为自己是文明的代言人。但我要问你们：你们的文明，给世界带来了什么？是战争！是掠夺！是殖民！是屠杀！”

英国领事坐不住了，站起来反驳：“辜先生，我们英国给世界带来了工业革命、议会制度、法治精神......”

“还有鸦片！”辜鸿铭打断他，“还有奴隶贸易！还有对中国的侵略！领事先生，您怎么不提这些？”

英国领事哑口无言。

“我再问你们，”辜鸿铭乘胜追击，“你们西方人天天讲‘自由、平等、博爱’，可是你们做到了吗？在美国，黑人还是二等公民；在英国，工人每天工作十四小时；在法国，殖民地的人民没有任何权利！这就是你们的‘自由、平等、博爱’？虚伪！”

台下有人鼓掌——是德国人。德国在一战中战败，正憋着一肚子气，听到辜鸿铭骂英法，自然高兴。

辜鸿铭话锋一转：“你们德国人也不要高兴得太早。你们德国哲学，从康德到黑格尔，讲得头头是道。可是到了尼采，就成了‘超人哲学’，成了为战争辩护的工具！这就是你们德国人对哲学的贡献？”

德国人脸上的笑容僵住了。

“还有你们法国人，”辜鸿铭转向法国领事，“你们法国大革命，喊出‘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结果呢？罗伯斯庇尔上台，搞恐怖统治，杀的人比国王还多！这就是你们法国人理解的‘自由’？”

法国领事脸色铁青。

“还有你们美国人，”辜鸿铭的目光扫向美国记者，“你们美国建国才一百多年，有什么资格谈文明？你们对印第安人的屠杀，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你们还好意思指责别人？”

美国记者想反驳，但张了张嘴，什么也说不出来。

辜鸿铭越说越激动，他挥舞着手臂，辫子也跟着摆动：“我告诉你们，中国文明才是真正的文明！我们讲‘仁义礼智信’，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讲‘天下为公’！这些理念，比你们那些虚伪的口号高明得多！”

他拿起桌上的书——那是他写的《中国人的精神》英文版：“这本书，我已经翻译成德文、法文、日文。我要让全世界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文明！”

全场鸦雀无声。不是无话可说，而是被辜鸿铭的气势镇住了。

半晌，英国领事站起来，带头鼓掌。接着，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虽然被骂得狗血淋头，但不得不承认，这个中国老人说得有理有据，令人信服。

讲座结束后，各国记者围上来采访。

英国记者：“辜先生，您骂得这么狠，不怕引起外交纠纷吗？”
辜鸿铭：“我说的是事实，怕什么？”
法国记者：“您认为中国文明真的优于西方文明吗？”
辜鸿铭：“不是优于，是不同。但不同的文明应该平等对话，而不是一方高高在上地指责另一方。”
美国记者：“您对中国的未来怎么看？”
辜鸿铭：“中国现在虽然落后，但只要文明的精神还在，就一定能复兴！”

第二天，各国报纸纷纷报道了这次讲座。《泰晤士报》的标题是：“中国怪杰舌战列强”；《费加罗报》的标题是：“一个中国老人的文明宣言”；《纽约时报》的标题是：“他让西方无地自容”。

从此，“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这句话，在西方流传开来。

第八章：保皇派的真面目

辜鸿铭以“保皇派”自居，这是众所周知的。但他的“保皇”，和一般的遗老遗少大不相同。

首先，他保的“皇”，不是具体的某个皇帝，而是“皇道”——也就是儒家思想中的王道政治。他曾经说过：“我保皇，保的是中华文明的道统，不是爱新觉罗氏的家天下。”

这话说得明白：他忠的是文化，不是政权。

其次，他虽然自称保皇派，却从未见过皇帝。有人问他：“辜先生，您这么忠于大清，见过皇上吗？”

辜鸿铭坦然回答：“没见过。”

“那您见过太后吗？”

“也没见过。”

“那您保的什么皇？”

“我保的是‘皇帝’这个象征，”辜鸿铭正色道，“在中国文化里，皇帝不仅仅是政治领袖，更是文明的象征、道德的楷模。我保的，是这个象征意义。”

这种观点，在当时很少有人理解。大多数人认为，辜鸿铭留辫子、喊皇上，不过是故作姿态，沽名钓誉。

直到有一天，张勋复辟，真相才大白于天下。

张勋，号称“辫帅”，民国以后仍留着辫子，手下士兵也一律留辫，人称“辫子军”。1917年，他率军进入北京，拥立溥仪复辟，上演了一出复辟闹剧。

复辟那天，张勋大宴宾客，请来了各路遗老。辜鸿铭也在受邀之列。

宴会上，张勋得意洋洋：“诸位，大清复兴，指日可待！来，为皇上干杯！”

众人举杯，只有辜鸿铭坐着不动。

张勋不悦：“辜先生，为何不饮？”

辜鸿铭慢悠悠地说：“大帅，您这复辟，是真的为了大清，还是为了自己？”

全场哗然。张勋脸色大变：“辜鸿铭！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辜鸿铭站起来，“复辟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穿上龙袍就是皇帝。您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皇道吗？您读过《尚书》吗？知道‘民惟邦本’的道理吗？您这样搞复辟，不过是沐猴而冠，徒增笑柄！”

张勋气得浑身发抖：“你......你......”

“我还有事，先告辞了。”辜鸿铭拱拱手，转身就走。

走到门口，他回头补了一句：“对了，祝大帅‘荷尽已无擎雨盖，残菊犹有傲霜枝’！”

这副对联，后来成了辜鸿铭讽刺张勋的经典。“擎雨盖”指清朝的官帽，“傲霜枝”指辫子。意思是：清朝已经灭亡（荷尽），官帽没了（无擎雨盖），只剩下辫子（残菊）还在那里硬撑着（傲霜枝）。

讽刺得入木三分。

事实证明，辜鸿铭是对的。张勋复辟只维持了十二天，就草草收场。张勋本人逃入荷兰使馆，成了历史笑柄。

这件事让很多人看清了辜鸿铭的真面目：他留辫子、喊皇上，不是为了政治投机，而是为了文化坚守。他骂张勋，不是因为他反对复辟，而是因为他看不上张勋这种粗鄙的、没有文化底蕴的复辟。

同样的，辜鸿铭对蔡元培的态度，也反映了他的这种理念。

蔡元培是民国教育总长、北大校长，主张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按理说，辜鸿铭这个保皇派，应该和蔡元培势不两立。但事实上，辜鸿铭对蔡元培评价极高。

有人问他：“辜先生，您这辈子看得顺眼谁？”

辜鸿铭想了想，认真地说：“现在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便是我。”

众人不解：“蔡先生是革命党，您是保皇派，怎么会......”

辜鸿铭解释：“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而要去革命，到现在仍在革命；而我呢，自从跟张文襄做了前清的官以后，到现在还在保皇。我们都是坚持自己信念的人，不像有些人，风吹两边倒。”

这话说得透彻：他敬佩的，不是蔡元培的政治立场，而是蔡元培的坚持。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蔡元培因为支持学生运动，受到政府压力，提出辞职。

消息传来，北大教授们议论纷纷。有人支持蔡校长，有人觉得他太冲动。

辜鸿铭的反应出乎所有人意料。他在教授会议上拍案而起：“蔡校长不能走！校长是我们北大的皇帝，非得挽留不可！”

“皇帝”这个词一出，全场愕然。这都民国了，还说什么皇帝？

但辜鸿铭是认真的。他联合几位教授，起草了挽留信，亲自送到教育部。

教育总长傅增湘看到辜鸿铭，头都大了：“辜先生，您这是......”

“我来挽留蔡校长，”辜鸿铭直截了当，“北大不能没有蔡校长。”

“可是蔡先生自己执意要辞职......”

“那也不行！”辜鸿铭眼睛一瞪，“您知道蔡校长对北大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学术自由！意味着兼容并包！他要是走了，北大还是北大吗？”

傅增湘被问得哑口无言。

虽然最终蔡元培还是辞职了，但辜鸿铭的这番举动，让很多人对他刮目相看。原来这个“老怪物”，不是只知道骂人，在大是大非面前，他也有自己的原则和担当。

蔡元培离校那天，辜鸿铭到校门口送行。

“蔡先生，”辜鸿铭难得地没有骂人，语气诚恳，“您这一走，北大要失色不少。”

蔡元培握住他的手：“辜先生，谢谢您。您也要保重。”

“我？”辜鸿铭苦笑，“您都走了，我留着还有什么意思？得，我也只能跟您一道辞了！”

果然，不久之后，辜鸿铭也辞去了北大教职。有人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蔡校长是北大的魂，魂都没了，要这躯壳何用？”

这话传到蔡元培耳朵里，蔡元培感慨道：“辜先生是个真性情的人。”

第九章：晚年岁月：骂声渐远，寂寞渐深

离开北大后，辜鸿铭的生活渐渐沉寂。他已经六十多岁，精力大不如前，但脾气一点没改。

他在北平东城区租了个小院，深居简出。院子里种了几株梅花，他每天浇水、修剪，对着梅花说话——说英文、说德文、说法文，就是很少说中文。

有人问他：“辜先生，您怎么跟花说外语？”

辜鸿铭瞪他一眼：“花听得懂人话吗？既然听不懂，说什么语言有什么区别？”

得，又被骂了。

不过骂归骂，来访的人还是络绎不绝。有慕名而来的外国学者，有前来请教的年轻学生，也有纯粹来看热闹的闲人。

辜鸿铭来者不拒，但有个规矩：下午三点以后不见客。为什么？要睡午觉。

有一次，几个日本学者下午四点来访，被仆人挡在门外：“辜先生在休息，不见客。”

日本学者不甘心，在门外高声谈论辜鸿铭的学问，想引他出来。

果然，不一会儿，辜鸿铭披着衣服出来了，睡眼惺忪，一脸怒气：“吵什么吵！没看见我在睡觉吗！”

日本学者连忙鞠躬道歉：“辜先生，我们是专程从日本来拜访您的......”

“日本来的？”辜鸿铭眼睛一瞪，“日本人最不懂礼貌！不知道打扰别人睡觉是很失礼的事吗？”

日本学者被骂得面红耳赤，但还是硬着头皮说：“我们想请教您几个问题......”

“请教？”辜鸿铭摆摆手，“我现在没心情。你们要想请教，明天上午来，带上学费——我现在退休了，讲课要收费！”

第二天上午，日本学者真的来了，还带了两块大洋。

辜鸿铭收了钱，往太师椅上一坐：“问吧。”

日本学者问：“辜先生，您对日本学习西方文化怎么看？”

又是老问题。辜鸿铭打了个哈欠：“我三十年前就跟伊藤博文说过，日本学习西方，是邯郸学步，最后连自己怎么走路都忘了。”

“可是日本通过学习西方，已经成为强国......”

“强国？”辜鸿铭冷笑，“强在哪里？是打赢了甲午战争？那是中国太弱，不是日本太强！我告诉你们，一个国家真正的强大，不是船坚炮利，而是文化自信！你们日本，有文化自信吗？整天跟在西方屁股后面跑，像个没断奶的孩子！”

日本学者被骂得灰头土脸，但不得不承认，辜鸿铭说得有道理。

临走时，一个年轻的日本学者鼓起勇气问：“辜先生，您觉得日本应该怎么办？”

辜鸿铭看了他一眼，语气缓和了一些：“回归东方。日本的文化根子在东方，不在西方。你们应该向中国学习，不是向西方学习。”

这话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那时候，日本已经“脱亚入欧”，以西方为榜样，以中国为落后。辜鸿铭却让他们“回归东方”，简直是逆潮流而动。

但几十年后，当日本在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种种问题，一些日本学者重新思考辜鸿铭的话，才意识到这个中国老人的远见。

除了日本学者，来拜访最多的还是西方人。一战结束后，西方世界对自身文明产生了深刻的怀疑。斯宾格勒写出了《西方的没落》，预言西方文明将走向衰落。在这种背景下，很多西方学者把目光投向东方，希望从东方文明中找到救世的良方。

辜鸿铭和他的《中国人的精神》，自然成了他们关注的重点。

1921年，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访华。他特意拜访了辜鸿铭。

两人在院子里喝茶。罗素用英语问：“辜先生，您认为中国文明真的能拯救世界吗？”

辜鸿铭用英语回答：“不是拯救，是提供另一种可能。西方文明太强调竞争、征服、掠夺，这条路走到最后是死胡同。中国文明强调和谐、包容、中庸，这条路可能走得慢，但能走得远。”

罗素点头：“我同意您的看法。西方文明确实需要反思。”

“不仅仅是反思，”辜鸿铭说，“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思维方式。你们西方人总是非此即彼，要么全盘肯定，要么全盘否定。中国人讲‘阴阳调和’，讲‘过犹不及’，讲‘执两用中’。这种思维方式，比你们的二元对立更智慧。”

罗素沉思良久，说：“辜先生，您应该去西方讲学，让更多的人听到您的声音。”

辜鸿铭笑了：“我老了，走不动了。再说，该说的，我都写在书里了。有心的人，自然会看到。”

这次会面，给罗素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他在《中国问题》一书中写道：“辜鸿铭是我见过的最有智慧的中国老人之一。他对西方文明的批判，虽然尖刻，但切中要害。”

除了学者，还有一些奇怪的人来拜访辜鸿铭。

比如，有个美国富商，听说辜鸿铭骂人厉害，专门从上海跑来，想出高价请他骂自己的商业对手。

辜鸿铭听了，脸一沉：“你把我当什么了？街头骂架的泼妇？滚！”

富商还想说什么，辜鸿铭已经拿起文明棍，做出要打人的架势。富商吓得抱头鼠窜。

仆人问：“先生，那人给的钱不少，为什么不......”

“为什么？”辜鸿铭哼了一声，“我骂人，骂的是文明的大是大非，不是私人恩怨。为钱骂人？那是下三滥的勾当！”

这就是辜鸿铭的原则：他骂人，从来不是为了私利，而是为了理念。

当然，他也不是完全不为钱。晚年生活拮据，他偶尔也会卖字为生。他的书法别具一格，融合了中西方艺术的精髓，很受追捧。

有一次，一个日本商人出高价求他的字。辜鸿铭提笔写了四个大字：“天下一家”。

日本商人很高兴：“好！这个寓意好！”

辜鸿铭淡淡地说：“我写这个，不是给你的，是给所有日本人的。希望你们记住，天下本是一家，不要总想着侵略别人。”

日本商人脸上的笑容僵住了。

第十章：最后的骂声

1928年，辜鸿铭已经七十二岁。他的身体每况愈下，但精神依然矍铄——骂人的精神。

这年春天，他得了肺炎，卧床不起。医生告诉他，要静养，少说话。

辜鸿铭瞪了医生一眼：“不说话？那还不如死了！你啥都不懂，住嘴！”

得，连医生都敢骂。

来看望他的人络绎不绝。有北大的学生，有故交旧友，也有慕名而来的年轻人。

一个北大学生来看他，带来了新出版的《新青年》杂志，上面有胡适的文章，批评传统文化。

辜鸿铭靠在床头，让学生念给他听。

学生念到一半，辜鸿铭打断：“别念了，这个胡适，还是老调重弹，全盘西化，全盘胡说！”

学生小心翼翼地说：“可是胡先生说的也有些道理......”

“有道理？”辜鸿铭挣扎着坐起来，“他有什么道理？他留过洋，就以为西方什么都好？我告诉你，我在西方待了十四年，比他有发言权！西方有好的地方，也有坏的地方。中国有坏的地方，也有好的地方。怎么能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这个胡适，学问不扎实，就会哗众取宠！”

学生不敢再说话。

辜鸿铭喘了几口气，又说：“不过这个胡适，比我年轻。我死了，他还能活几十年。也好，让他看看，是他对，还是我对。”

这话竟然有几分凄凉。

几天后，又有一个年轻人来访，自称是记者，想采访辜鸿铭对时局的看法。

辜鸿铭已经气若游丝，但还是强打精神：“时局？现在的时局，乱！军阀混战，民不聊生！”

记者问：“您认为出路在哪里？”

“出路？”辜鸿铭闭上眼睛，“出路在文化。一个国家，如果文化亡了，就真的亡了。只要文化还在，就还有希望。”

“那您对年轻人有什么建议？”

辜鸿铭睁开眼，盯着记者，一字一句地说：“告诉年轻人，不要妄自菲薄。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值得用一生去学习、去传承。不要一看到西方的东西，就以为自己的东西不好。要有文化自信！”

这是辜鸿铭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几天后，1928年4月30日，这位民国第一毒舌、文化怪杰，在北平逝世，享年七十二岁。

消息传出，各界震动。

北大为他举行了追悼会。蔡元培亲自撰写挽联：

“学识贯中西，骂名满天下
辫子系故国，风骨傲霜枝”

胡适也来了。他在追悼会上说：“辜先生是我最尊敬的对手。虽然我们观点不同，但我敬佩他的学问，敬佩他的坚持。中国需要这样的学者，需要这样的声音。”

这话说得诚恳。虽然被辜鸿铭骂了十几年，但胡适不得不承认，这个“老怪物”确实有他的价值。

外国使馆也派代表前来吊唁。英国领事在悼词中说：“辜鸿铭先生是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他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有深度的中国。”

日本学者送来花圈，上面写着：“东方智慧的守护者。”

最有趣的是，当年被辜鸿铭骂作“王八蛋”的罗家伦，此时已是清华大学校长。他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回忆辜鸿铭：

“辜先生骂我‘王八蛋’，我当时很生气。但现在想来，他是恨铁不成钢。他希望我们这些年轻人，不要盲目崇拜西方，要对自己的文化有信心。他的话虽然难听，但用心良苦。”

这就是辜鸿铭：他骂人，不是为骂而骂，而是为了唤醒，为了警醒。

他死后，关于他的传说越来越多。有人说他其实有十四个博士学位，不是十三个；有人说他精通十国语言，不是九国；有人说他骂过的人可以编一本名人录......

但无论传说如何夸张，有一点是肯定的：辜鸿铭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一个独特的存在。他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守护着中华文明的火种。在全面西化的浪潮中，他逆流而上，大声疾呼：中国文化，绝不低人一等！

他的骂声，穿越时空，至今仍在回响。

尾声：那些被辜鸿铭骂过的人，后来怎么样了？

辜鸿铭死后，那些被他骂过的人，人生轨迹各不相同。

胡适继续推动新文化运动，成为一代宗师。但他晚年承认：“全盘西化”的提法确实过于极端。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应该是“批判地继承”，而不是全盘否定。

罗家伦后来成为著名教育家，担任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校长。他经常对学生说：“要有文化自信，不要妄自菲薄。”——这话，和辜鸿铭当年骂他时说的，如出一辙。

蔡元培继续他的教育事业，被誉为“中国现代教育之父”。他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影响深远。

张勋在复辟失败后，隐居天津，1923年病逝。他至死留着辫子，但再也没有提过复辟的事。

严复继续他的翻译事业，但后来的译作更加审慎，不再随意发挥。他晚年感慨：“翻译之道，信达雅难全。我年轻时，太过追求‘达’和‘雅’，有时失了‘信’。辜鸿铭批评得对。”

林纾继续翻译小说，但开始学习外语——虽然学得吃力。他说：“要是早听辜鸿铭的话，好好学外语，我的翻译可能会更好。”

至于那些被辜鸿铭骂过的外国人，很多人回到本国后，开始认真研究中国文化。他们发现，辜鸿铭虽然骂得狠，但说得有道理。西方文明确实需要反思，东方文明确实有可取之处。

时光荏苒，百年已过。今天的中国，已经重新找回了文化自信。当我们回望那段历史，会看到辜鸿铭这个“老怪物”，在漫天风雨中，独自撑着一把破伞，守护着一盏微弱的灯火。

那盏灯，叫中华文明。

而他骂人的声音，穿过百年风雨，依然清晰：

“要有文化自信！中国文化，绝不低人一等！”

这骂声，如今听来，不再是刺耳的噪音，而是振聋发聩的警钟。

辜鸿铭，这个民国第一毒舌，用他独特的方式，完成了一个文化守夜人的使命。

他骂了一辈子人，也守了一辈子夜。

当黎明终于到来，他可以在九泉之下，含笑长眠了。